施瑞伯《一名神經(jīng)疾病患者的回憶錄》（下文簡稱《回憶錄》）想必是所有精神病學文獻中被評論最多的一部，多年來已經(jīng)積累了大量的書籍文章，主要以德語和英語文獻為主。歷代精神病學作者都把這本書當作后繼提出的一系列理論的焦點。自從弗洛伊德于1911年發(fā)表了他關于此書的著名論文以來，每個人關于施瑞伯都有話要說。

施瑞伯本人相信，他的書向世人傳達了一條信息：不僅揭示了他所罹患的疾病的本質(zhì)，更重要的是，在他看來，這本書也傳遞了某種隱晦的神啟。這些文字直接出自理智與瘋狂的邊界。本書根據(jù)他病情最嚴重時的筆記整理而成，也結(jié)合了在他神志清醒后重新得以運用的思想資源。他希望這本書能廣為人知，他也的確做到了，這本書以其生動豐富的細節(jié)觸及到了我們關于現(xiàn)實、可感世界的結(jié)構(gòu)、時間與空間，以及客觀同一性的許多假設。施瑞伯在他痛苦和精神錯亂期間見證了這一切的煙消云散，以及它們?nèi)绾伪恢厮転樯裨捄拓瑝舻乃夭摹?/p>

《回憶錄》在1903年出版時就令人震驚；醫(yī)學領域的評論家紛紛推薦同行閱讀。然而，如果不是因為弗洛伊德也被它深深吸引，施瑞伯的故事現(xiàn)在可能已經(jīng)被遺忘了。弗洛伊德和榮格都對這本書著迷，早在1910 年，弗洛伊德就在信中開玩笑地對榮格說，“了不起的施瑞伯”應該被任命為精神病學教授和療養(yǎng)院院長。榮格一直對精神病現(xiàn)象尤其感興趣，是他首先讓同行們關注到了這本書。在書信往來中，這兩個人常常借用施瑞伯的說法，比如“flüchtige hingemacht”（被草率捏造的［fleetingly-improvised］）。不過，在他們分道揚鑣后，榮格表示弗洛伊德從同性戀愿望方面解讀施瑞伯個案是“讓人很不滿意的”。近年來，人們尤其從施瑞伯與他父親——一位德國著名育兒專家——的著作的關聯(lián)出發(fā)討論了施瑞伯，這個角度最早是由精神分析家尼德蘭（W. G. Niederland）提出的，后來莫頓·沙茨曼（Morton Schatzman）又在他的《靈魂謀殺》（Soul Murder，1975）中給出了更通俗的版本。

事實上莫里茨·施瑞伯（Moritz Schreber）曾經(jīng)很有影響力。我聽一個德國朋友說，直到1930 年代，如果德國小孩坐得不直，還會被威脅用上莫里茨·施瑞伯的筆直固定架（Geradehalter），一種由木板和綁帶制成的奇特裝置。莫里茨對一切事物都有相應的系統(tǒng)和手冊——冷水健康系統(tǒng)、不健康習慣矯正系統(tǒng)、室內(nèi)健身操系統(tǒng)、戶外游戲系統(tǒng)、終身飲食系統(tǒng)化指南。但是他的兩個兒子，一個自殺， 一個瘋了（即保羅·施瑞伯，《回憶錄》的作者）；莫里茨本人在去世前十年就陷入了深重的、與世隔絕的抑郁狀態(tài)，當時保羅還是個十幾歲的孩子。

保羅·施瑞伯生于1842 年，長大后先是成為一名律師，后來又當上法官；他結(jié)了婚，但夫妻兩人經(jīng)歷了死產(chǎn)和流產(chǎn)，沒能生出孩子。他42 歲時第一次精神崩潰，后來順利康復了，直到1893 年，51 歲的他再次嚴重發(fā)病并住院（起初是自愿的），銷聲匿跡長達9 年�！痘貞涗洝肥撬�在松嫩施泰因公共療養(yǎng)院（Sonnenstein public asylum）住院期間寫的，既是對他深信的獨特經(jīng)歷的記述，也是他請求出院的辯詞。

經(jīng)過兩年的法律斗爭后，保羅·施瑞伯出院并回到自己的家，與妻子和收養(yǎng)的女兒一起度過了一段看似風平浪靜的時光。但是在他妻子薩賓娜（Sabine）因中風失能之后，他又病倒了，從那時起直到1911年去世，他一直住在療養(yǎng)院�！皫缀醪缓歪t(yī)生說話”，他的病歷里這樣寫道，“只說他正被他不能吃的食物折磨等等。他一直受幻覺困擾。晚上通常睡得很差。呻吟，站在床上，僵硬地站在窗前，閉著眼睛，露出傾聽的表情”。這位可憐的病人時不時地在紙片上涂寫一些文字：“奇跡”——“墳墓”——“不吃”。他曾經(jīng)的愿望是：“在我臨終之際，我將不再置身療養(yǎng)院，而是身處秩序井然的家庭生活，有親人在身邊，因為我大概需要比在療養(yǎng)院能得到的更多的關愛。”這個愿望未能實現(xiàn)。

弗洛伊德對該個案的基本解釋——基于《回憶錄》，他從沒想過親自去見施瑞伯——和他當時的觀點如出一轍：施瑞伯幻想自己變成女人（他的精神病癥狀之一）表明了他對父親——體現(xiàn)在療養(yǎng)院院長弗萊希格（Flechsig）的形象中——壓抑的同性愛，弗萊希格在整部《回憶錄》中都是某種惡意的半人半神形象。人們不得不同意榮格的說法：這種解釋是非常有限的，弗洛伊德也確實補充說“從這個天賦驚人的偏執(zhí)狂的幻想及妄想的象征性內(nèi)容中，還可以提取出更多素材”。當施瑞伯在與世隔絕中開始相信整個世界已被毀滅，只有他自己被上帝選中，以便借他的子宮讓人類重新在世上繁衍生息，這體現(xiàn)的無疑是他自身生命的災難，而不是同性戀的愿望。他和妻子沒能生下一個存活的孩子，那么上帝計劃從他身體里孕育出的新的施瑞伯種族可以補償這一點。這與其說是對男性的欲望，不如說是對女性生育力的認同——但弗洛伊德把父子關系置于分析的核心，一如既往地忽視了女性和母親。

同樣，當寫到他“兩腿之間的那個東西幾乎完全不像正常形態(tài)的男性器官”，施瑞伯似乎是在總結(jié)他在療養(yǎng)院中遭遇的種種屈辱，他的朋友、職業(yè)、婚姻生活的喪失。正如茲維·洛瑟恩（Zvi Lothane）教授重新評估施瑞伯個案的諸多含義時指出的，討論過施瑞伯個案的所有作者中，只有托馬斯·薩斯（Tomas Szasz）批評了弗洛伊德盡管長篇大論地推測施瑞伯疾病的性質(zhì)，卻對他被監(jiān)禁的痛苦只字未提。

不難看出為什么在施瑞伯的幻想中，他的精神科醫(yī)生是殘忍和全能的。弗萊希格，他入住的第一家療養(yǎng)院的院長，首先是一位神經(jīng)解剖學家，他的指導格言是“精神障礙就是大腦障礙”。他的治療方法是藥物加身體束縛——綁帶、欄桿和軟墊病房；女病人可能會被摘除卵巢或子宮。況且，他曾向一位同事坦白說，他對精神病學沒什么真正的興趣，他認為這是一門“沒有希望的學問”。施瑞伯后來被送去的公共療養(yǎng)院的負責人吉多·韋伯（Guido Weber）同樣如此，他強烈反對施瑞伯離開療養(yǎng)院，也確實把他的出院推遲了一段時間。

然而，盡管弗洛伊德對這一案例的解釋在現(xiàn)在看來似乎方向有誤，他本人確實將妄想（作為瘋狂的典范）看作是人類真實、有意思的創(chuàng)造。在弗洛伊德看來，妄想的創(chuàng)造是一項工作，一個過程—— Wahnbildungsarbeit，或稱“妄想形成工作”。更關鍵的是，弗洛伊德提出這樣一個觀點：妄想系統(tǒng)是一種讓病人繼續(xù)生活下去、讓世界維系為一體的方式：

世界末日是這種內(nèi)部災難的投射：在偏執(zhí)狂撤回他對世界的愛之后，他自己的主觀世界也走到了盡頭。然后偏執(zhí)狂又把世界重建起來，并不是把它建得更了不起，但至少足以讓他再次生活在其中。他通過妄想的工作建構(gòu)世界。妄想的形成盡管被我們當做病理性產(chǎn)物，但它實際是一種恢復的嘗試，重建的過程。［著重為弗洛伊德所加。］

這樣的洞見對許許多多的“弗萊希格”和“韋伯”來說，是相當陌生的。

如果說保羅·施瑞伯在《回憶錄》中記述的妄想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周遭的真實世界，我們也可以透過它看到那撫養(yǎng)他長大的莫里茨·施瑞伯式育兒系統(tǒng)的結(jié)構(gòu)。正如莫里茨的三十多本書里詳細闡述的，它的確是個險惡的東西。它的基調(diào)是壓制、控制、完全順從。兒童的“粗野天性”和“低劣成分”要不惜一切代價地予以抹除。服從必須是盲目的：“孩子根本不應該想到他的意愿有可能占上風�！鄙踔翄雰阂惨�服從：“鄭重的威脅性手勢”足以讓他們安靜下來。書里有時還配有特殊器械的插圖，這些器械似乎和弗萊希格在療養(yǎng)院里用到的器械別無二致：頭托、床帶、下巴帶，當然還有筆直固定架。書中無疑也提到過愛的態(tài)度：偶爾“一起玩”“一起開玩笑”。但是人們可以感覺到，施瑞伯家庭里的“一起開玩笑”可能也具有某種嚴肅色彩。

施瑞伯妄想世界中的任性、懲罰性的上帝似乎是按照他父親的形象塑造的。這個上帝就像育兒手冊里的大家長一樣，“并不真的理解活人，也不需要理解他，因為按照世界秩序，他只和尸體打交道”；這一點“像一條紅線貫穿著我的整個生命”。實際上，莫里茨·施瑞伯也相當于拋棄了他的兒子，因為他陷入抑郁并早早死去了。此外，男孩施瑞伯一定也是在萊因（R. D. Laing）等作家認為是精神分裂患者家庭典型特征的矛盾信息中長大的：孩子聽說一切做法都是為了你好，同時接收到的卻是憤怒或仇恨的信息。而在療養(yǎng)院里，一個極不理性的上帝折磨著他。尤其不幸的是，養(yǎng)育他的不僅是一個嚴厲的父親，還是個著名的育兒專家，他的矯正機構(gòu)、他的著作和施瑞伯花園（Schrebergärten）都赫赫有名。他怎么可能錯了呢？

埃利亞斯·卡內(nèi)蒂以及后來的精神分析家海因茨·科胡特都把莫里茨對盲目服從的要求、保羅與之相應的全能妄想和德國極權(quán)主義聯(lián)系起來。也許這個聯(lián)系過于牽強了。然而，在希特勒一代人成長的時代，莫里茨·施瑞伯的“家庭極權(quán)主義”著作——這是沙茨曼（Schatzman）的巧妙說法——依然流行。至少，莫里茨·施瑞伯的系統(tǒng)似乎反映了德國人對極端服從的癡迷，這種服從也是軍校灌輸給納粹黨衛(wèi)軍的要求。

從某種意義上說，正如茲維·洛瑟恩在《為施瑞伯辯護》一書中指出的，《回憶錄》是對莫里茨傳達給世人的信息的改寫，一個替代版。在療養(yǎng)院里，保羅發(fā)現(xiàn)了一個操縱著整個宇宙的可怕系統(tǒng)，并把破解它當做自己的使命，以“補上”世界的“豁口”為己任。弗萊希格、韋伯和他們的療養(yǎng)院據(jù)說都在照顧他，但傳達的消息卻與此不同；他的妻子據(jù)說愛他，卻沒有來探望。因此一定有個陰謀……

把我轉(zhuǎn)交給一個人類……把我的靈魂交給他，而我的身體——以一種誤解了上述提到的世界秩序之基本傾向的方式——將被變成女性身體，被丟給那個人實施性虐待，然后被隨意“棄置”（forsaken），即任其腐爛。像這樣被“棄置”的人將遭遇什么……似乎不完全清楚……當弗萊希格教授作為人類面對我時，當然沒有提過這樣的事。但在本章開頭講到的神經(jīng)語中，也就是在他同時作為靈魂與我保持的神經(jīng)連附中，這個意圖表達得很明確。……我與外界徹底隔絕，和家人失聯(lián)， 被丟在那些粗暴的護工手里，內(nèi)部聲音說，我有責任時不時地反抗他們，以證明我的男子氣概，我別無他法，一切死法無論多么恐怖，都好過那般屈辱的結(jié)局。

棄置是這里的關鍵詞。《回憶錄》講述了被一切熟悉的真實之物棄而不顧，以及取代其位置的妄想世界的發(fā)明是怎么一回事。正如弗洛伊德所說，“妄想就像一塊補丁，貼在自我與外部世界的關系中最初裂開豁口的地方�！�

施瑞伯在他被囚禁期間創(chuàng)造出了一個復雜的神話世界——由光束和奇跡、低階和高階上帝、靈魂和靈魂謀殺、神經(jīng)語的聲音、違背“世界秩序”的斗爭構(gòu)成——它涉及到真實與非真實性、同一性與融合、權(quán)力與被動性的問題。他自己的身份同一性遭到入侵，被碎片化、扭曲、摧毀，必須找到一個能解釋這一切的故事。侵擾越是嚴重，解釋就越宏大。他被棄置；于是“自從世界誕生起就幾乎不曾有像我這種情況——某一個人類與全體靈魂……以及上帝全能本身展開了持續(xù)的接觸……”他被隔絕、遺忘；于是“由于上帝進入了與我單獨的神經(jīng)連附，我在某種意義上變成了對上帝來說唯一的一個人類，或者說是一個一切都要圍著他轉(zhuǎn)的人”。沒有人關心他是死是活；于是，“在我死后上帝要采取什么具體措施，我想我很難做出預測”。一切意義都從他生命中失落了；于是“我至今依然對其真實性確信不疑——我必須解決人類有史以來遭遇的最為錯綜復雜的問題，必須為人類的最高福祉做神圣的斗爭”。他徹底孤獨；于是神秘的形象成群結(jié)隊地在他的身體里進出（有一次是帶領著至少240個本篤會修士的耶穌會神父�。�。他的頭腦空了；于是它被強制性占據(jù)——“強制思考的本質(zhì)在于，一個人必須不停思考；換句話說，人……讓他心靈的神經(jīng)獲得必要休息的自然權(quán)利在我這里從一開始就被和我接觸的光束剝奪了�！彼�病房的空虛也被折磨人的活動充斥。而當他的困境變得更可怕時，“噩耗從四面八方傳來，說就連這顆星、那顆星、這個星座和那個星座都要被‘放棄’了，有一次據(jù)說金星也被‘淹沒’了，又有一次據(jù)說現(xiàn)在整個太陽系都要‘被斷連’。”

施瑞伯的妄想系統(tǒng)像是一種對哲學沉思的無意識模仿：他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是誰？他人存在嗎？時間是什么？是否存在自由意志？尤其是：什么是真實的，什么不真實？他對這些問題的看法是根據(jù)他被拋棄的狀況形成的。當他被從弗萊希格的私人療養(yǎng)院轉(zhuǎn)移到韋伯更嚴酷的公共療養(yǎng)院，他相信他人真實存在的能力也減弱了， 于是他得出了“被草率捏造的”人這個概念。這些造物隨機地出現(xiàn)又消失（也許對嬰兒來說就是這樣），不再具有原本歸于他們的穩(wěn)固性。前往松嫩施泰因公共療養(yǎng)院的旅途中他瞥見外面的世界，但“我不知道是不是該把我經(jīng)過的萊比錫街道僅僅當做舞臺布景，可能就像傳說中波將金王子為俄羅斯皇后葉卡捷琳娜二世布置的那樣，在她必經(jīng)的荒郊沿途搭起布景，為了給她營造一種繁榮鄉(xiāng)村的印象”。無論如何，他傾向于相信其他人實際上已經(jīng)過世，因為“我有一個深刻的印象，這段在人類的計算中只有三四個月的時期持續(xù)了無比漫長的一段時間……因此我認為我已經(jīng)是最后一個真正的人類了， 我看到的……那幾個人形都只是奇跡創(chuàng)造的‘被草率捏造的人’�！� 他沒有鐘表，晚上卷閘窗又被緊鎖；于是“我認為星空即使沒有徹底熄滅，也基本上已經(jīng)熄滅了�！�

施瑞伯的身份同一性也經(jīng)歷了驚人的變化。這不禁讓人想起威廉·詹姆士在《心理學原理》（Principles of Psychology）中對精神失常時自我碎片化的描述：

一個病人認為有另外一個自己對他復述他所有的想法…… 還有人有兩個身體，躺在不同的床上。有些病人覺得自己像是失去了身體的一部分，失去了牙齒、大腦、胃等等。還有人覺得身體是用木頭、玻璃、黃油之類的東西做的。

“還有種種企圖，”施瑞伯說，“想盡一切辦法來歪曲我的精神個性�！彼�被投進更低等的身體、不得不與其他靈魂共享頭蓋骨、被安上好多個腦袋。弗萊希格和韋伯的靈魂潛入他的身體。他的頭骨內(nèi)部甚至被襯上一層外來的腦膜，讓他忘記自己是誰。他遭受了數(shù)不勝數(shù)的折磨：壓縮胸腔奇跡（沙茨曼等人把它和佩戴筆直固定架聯(lián)系起來）、頭部勒緊機、胃被偷走、肺蟲入侵。他坐著、躺著、站著都不行：“光束似乎完全沒有意識到，一個真實存在的人類必須存在于某處�！�

還有一次，他說，他被注射了毒素，盡管有聲音也曾對他說，如果他必須被棄置，他也要作為純凈之軀被棄置。有時，聲音說的話聽上去像是出自施瑞伯的父親：“不要想你身體的某些部位”，“已經(jīng)開始的工作必須完成”。有時，就像弗吉尼亞·伍爾夫聽到外面的鳥說希臘語一樣，他喂鳥的時候也有聲音從鳥的身體里面喊道：“你不覺得可恥嗎？”

弗洛伊德在他關于施瑞伯的論文中沒有探討這些“聲音”的奧秘：這些話語，多半是病人頭腦中的話語，為何會如此強烈地從外部傳來？實際上，弗洛伊德本人也和蘇格拉底、圣女貞德一樣，親自體驗過這種情況。他在早期的一篇關于失語癥的論文中描述道：

我記得我有兩次面臨生命危險，每次都是突然間意識到危險的存在。兩次我都感到“結(jié)束了”，通常，我的內(nèi)心語言都只是作為含糊的聲音表象和嘴唇的輕微運動展開的，而在緊急情況下，我聽到的這幾個詞就像是有人沖著我的耳朵喊話，同時我也看到它們像是印在一張懸浮在空中的紙上。

在瘋狂想象力的豐饒之中，蘊含著一種令人驚贊的文學性。當光束說施瑞伯要轉(zhuǎn)世重生，它先是說他會變成一個“極北女人”，然后是“奧塞格見習耶穌會士”，再是“克拉托維鎮(zhèn)長”“一個必須在取勝的法國軍官面前捍衛(wèi)自己尊嚴的阿爾薩斯女孩”，最后是“一個蒙古王子”。一出超現(xiàn)實主義戲劇的演員陣容躍然紙上。如果說不幸的施瑞伯從他的痛苦中得到了什么補償，那么就是這些圖像充盈了他從理性中釋放的心靈。他談到了“描畫”（picturing）的樂趣——

在我永無止境的乏味生活中，在聲音無意義的蠢話對我的精神折磨中，“描畫”確實經(jīng)常是一種慰藉和安撫。能夠在心眼中重新描畫關于旅行、景色的往事是多么愉快啊——在光束比較配合的時候，它們逼真得驚人，有真實的色彩。

山川、人物、整部歌劇都可以被任意喚起。他自主的描畫成為對抗不自主的幻覺的武器：“看見圖畫可以凈化光束……然后它們進入我身體時就不再有通常的破壞力。因此，反奇跡經(jīng)常試圖遮蔽我‘描畫’的東西；但我通常都能獲勝……”

還有另外一些想象性工作在施瑞伯恢復岌岌可危的理智、最終成功出院的過程中起了作用。首先是彈鋼琴。他的房間里有一臺鋼琴專門供他使用，他引用了一段出自《唐懷瑟》（Tannhäuser）的臺詞來表達他看到鋼琴時的感受：“我只記得，我已失去再次向你問好、或是再次抬眼看見你的一切希望�！彼�開始想起自己忘記了多少東西。音樂有它自己的回憶法則，也能擊退光束：“彈鋼琴的時候，那些對我說話的聲音無意義的蠢話被蓋過了……所有通過‘心境操弄’ 來‘展現(xiàn)’我或諸如此類的企圖都注定會失敗，因為人們在彈鋼琴時可以投入真實的感受�！碑斔麖椬唷赌У选罚═he Magic Flute）中的詠嘆調(diào)時——“哦，我感到了，它已消逝，永遠消失了”——他發(fā)現(xiàn)音樂體現(xiàn)了他從別的渠道認識到的真理。看到街上兒童的游行隊伍、收到親戚寄來有清晰郵戳的信也都緩解了他被遺棄的感受， 讓他逐漸相信人類依然存在。他通過背誦詩歌來蓋過聲音，還和其他病人下棋。直到最后依然缺席的是情感本身：他不曾提到流淚。

盡管我們對保羅·施瑞伯的父親有不少了解（主要都是過于嚴苛的方面），對他生命中的女性卻了解甚少。根據(jù)他家人的說法， 他的母親是個強悍的女家長，當丈夫長期陷入抑郁時，她也的確必須強悍。盡管他父親留下了許多關于男子氣概的訓誡，但讓兒子認同的更強的形象可能是母親。也許莫里茨身上被壓抑的女性氣質(zhì)必須由他的兒子表現(xiàn)出來，也許兒子像甩掉筆直固定架那樣，甩掉了鉗住他的虛幻男性氣質(zhì)�？傊�，諷刺的是，發(fā)號施令的莫里茨·施瑞伯如今是作為一個瘋子的父親被人銘記的。

人們對保羅·施瑞伯的妻子薩賓娜也了解甚少。起初為了謹慎起見從《回憶錄》中刪除的那一章，可能有不少和她相關的秘密。人們知道她和她有權(quán)勢的父親關系密切，她欽佩弗萊希格，還把他的一張照片擺在桌上，她同意把丈夫強行轉(zhuǎn)送公共療養(yǎng)院，也并不期待丈夫回家。這一切都可能是施瑞伯痛苦和抗議的理由。這對夫婦的養(yǎng)女弗里多琳（Fridoline）在晚年接受采訪時說，她的養(yǎng)父“對我來說比我母親更像母親”；她更偏愛他，因為他“慈愛、公正、善良”。關于弗里多琳的收養(yǎng)還有一些未解之謎，甚至有人認為她是薩賓娜的私生女，但沒有證據(jù)。施瑞伯家族里可能還藏有更多隱情。

《回憶錄》無疑還會繼續(xù)被后人評論。不曾有人像施瑞伯這樣瘋狂、有如此生動的幻覺，同時又如此詳細清晰地記述了自己經(jīng)歷的一切。當我們追隨施瑞伯對于心智解體時會碎裂成怎樣的紋路的見證時，仿佛也倒敘觀看了一部記錄現(xiàn)實如何從嬰兒期開始被拼搭而成的電影。一個普通孩子在成長的過程中逐步將時間、空間和身份拼搭起來。施瑞伯則解構(gòu)了它們。

羅斯瑪麗·戴納奇（Rosemary Dinn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