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存在理論的分歧和術語的混亂，還是可以嘗試對主體間取向的理論特征進行總結。一種視角是從單人心理學和雙人心理學的形態(tài)加以審視。這兩種形態(tài)的劃分并非簡單地歸因于人數，而是基于理論建構的出發(fā)點。

簡單來講，前者的理論立足點為內心維度，即關注個體的心靈;后者的出發(fā)點則是人際維度或主體間維度，探索“自體-他人"的關系矩陣。在這個意義上，主體間精神分析和關系精神分析屬于比較完備的雙人心理學。

相比之下，古典精神分析、自我心理學可以視為單人心理學。而精神分析的其他重要形態(tài)，如客體關系理論、自體心理學和人際精神分析，兼具單人心理學和雙人心理學的色彩，只是在程度上有所差異(丁飛，2016)。有研究者甚至將自體心理學稱為“一個半人心理學”(Harris et al2019)，將拜昂的客體關系模型視為“一個半人精神分析”(Scligman,2018)。因此，可以將這部分取向視為不完全的雙人心理學，稱為過渡形態(tài)。

另一種視角是從獨白自體(the monological self)和對話自體(thedialogicalself)的層面進行劃分。獨自自體是單個的自主體(agent)，通常進行一種獨自行動。不過，自主體之間可以進行某種合作或協(xié)作，如兩個足球隊員一起參與進攻，一個在前場沖刺，另一個在中場傳導球。對話自體則涉及對話行動，需要有兩個以上的自主體在場，并且他們的互動必須以一種共同的節(jié)奏進行，如一起跳舞的舞伴和陷人激烈辯論的兩個選手(Muller2016)

本文贊同Muller的觀點，即精神分析從獨自自體到對話自體發(fā)生了4個方面的轉變，并在其論述上進行完善和補充。具體而言,這4個方面表現如下:

第一，從區(qū)分“內/外”空間到強調“之間”(in between)的空間。在弗洛伊德的理論中，內部和外部世界的劃分十分明顯。例如，其核心概念之一的驅力,即是源于身體刺激形成的心靈內部表征。由于驅力的存在嬰兒迫切尋求各種需要(如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的滿足，才能發(fā)現母親的乳房等外部世界的存在，也因此逐漸能夠區(qū)分內部和外部世界(Muller2016)。弗洛伊德的另一個重要概念--認同，亦是如此:無論是在幻想中與他人或事物保持情欲關系，試圖以假想客體來取代外部真實客體，還是通過將力比多持續(xù)過度地投注在與客體相關的記憶和期待上，從而在內部世界重新建立并擁有客體抑或是兒童通過認同并內化父母的是非觀念和善惠標準來獲得自我理想和良心，從而在心靈內部形成超我(奧格餐2016)都存在內部和外部世界的明確劃分。與之類似，投射這一概念意味著個體將自己難以接受的動機或觀念(如窺浮欲望)“扔到"到他人身上，聲稱后者為他人所有，以此保持自身內部世界的“純潔”(Blackman2004)有鑒于此拉康將弗洛伊德的觀點描述為“一邊是欲望主體，另一邊是世界”(Muller2016p944)斯托羅洛等人則將其批判為笛卡爾式的“孤立心靈”(Stolorow&At- wood1992)

相比之下，在溫尼科特的潛在空間的啟發(fā)下，許多主體間分析師開始關注雙人“之間”的區(qū)域--一個既不屬于嬰兒/來訪者，也不屬于母親/分析帥，而是由他們共同創(chuàng)造出的部分。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者包括巴朗格夫婦、費羅(Antonino Ferro)木杰明和奧格登。在巴朗格夫婦那里，分析師和來訪者之間的互動共同創(chuàng)造出一個"雙人場"(bi- personalfield)。這個作為整體的雙人場決定了參與者的行為、思想、情感和主體性。在其中，雙人潛意識幻想的影響尤為重要:它根植于雙方各自的個體潛意識，卻又不同于后者，也并非后者的簡單結合或總和,而是由情境本身創(chuàng)造的一系列原始幻想(Baraneer&Baraneer2008)。費羅借鑒了巴朗格的工作，將分析治療視為兩個“主觀場”的聚集，并認為這種互動會產生一種新的實體。之后，雙人場這一概念逐漸被主體間場取代(Bohleber2013)。在本杰明那里，互動雙方可以創(chuàng)造出一個主體間的心理空間-“第三方”(thethinl)。它類似溫尼科特的潛在空間，在這里，雙方能夠容納共性和差異，穿現更好的雙向交流，從面擺脫服從與抵抗，贊同與反對的簡單互補關系，換言之，個體能夠順其自然，接受他者的視角，并以此視角來理解事物(Benjamin2018)。與之類似，在奧格卷看來，互動雙方會創(chuàng)造出的第三種主體性一個主體間事件的獨立動力單元，即分析第三方(theanalyticthind)。它是一種具體背景下的主體向混合物，產生自互動雙方叉反過來塑造雙方;它限制雙方作為獨立個體思考的能力又促進雙方的相互聯(lián)結。分析第三方主要是潛意識互動的產物，它涉及分析師和來訪者在情緒、幻想軀體感覺等范圍的變化，其表現形式可能有念頭、感情感覺、幻想和行為等(Ogden1994)。

第二，從“主體一客體”關系到“主體-主體”關系(Muller2016)�；仡欀�前的精神分析運動，可以看到“主體-客體”關系長期占據著主導地位(Mitchell2000):在古典精神分析的構相中，分析師被視為一個父親式的角色，需要令來訪者受挫，以促成分析中的領悟(米切爾布萊克2007):在客體關系理論和自體心理學中。分析師扮演著一個母親式的角色，發(fā)揮抱持、容納和共情等功能，為來訪者發(fā)展中受到抑制的部分提供“養(yǎng)料”，促進其再次“生長”(米切爾2016)。盡管如許多分析師(Schwarz2012:Stern2005)所言，主體間維度-百隱含在精神分析的工作中。然而，這之前只是一種“未言明”的實踐活動，缺乏理論層面的清晰化�？傮w上來說，分析師(及照料者)基本作為一個功能性角色而存在，是從滿足或不滿足來訪者(和嬰兒)的需要的意義上討論的，沒有觸及到真正的主體間互動，這在主體間理論中才得以真正實現。例如，在本杰明那里，兒童與母親(來訪者與分析師)需要實現相互承認,才能在關系矩陣中獲得真正的主體性與能動性(Benjamin20162018)。喬多羅(NancyChodorow)也指出。月童(和來訪者)認識到母親(和分析師)的自主權并與之認同十分關鍵(Mitchell2000)。同樣，在斯托羅洛等人(Stolorow&Atwood1992)奧格登(Ogden994)BCPSG(2014)畢比和拉赫曼(Beebe&Lachmann2002)那里一種平等(但不對稱)的主體間互動被明確提出，并在臨床實踐中加以貫徹。換言之，分析師需要引導來訪者進人一種"主體-主體”關系，從而促成平等對話，相遇和相互承認的局面。

第三，從頓悟到行動，在古典精神分析那里，治愈的一個重要機制是促進潛意識的意識化。在其中分析師通過對來訪者的自由聯(lián)相夢，移情和陽抗等材料進行解釋，引導來訪者解除游意識層面的樂物,從而實現頓悟(Muller2016)。而在許多主體間分析師那里，萬動超越解釋成為治療中優(yōu)先關注的部分。換言之，治療不是基于談話實現頓悟，而是基于行動進行字踐。這一點很好地體現在Deleadc等人(2015)的說法上:“心理治療師的行動勝于言語"(p166)。在這種視角下，分析師與來訪者相互作用，構成一個不可分割的主體間系統(tǒng)。在移情-反移情的扮演(enactment)中，雙方進行的是一種聯(lián)合行動:其中一方做出行動，另一方以行動進行回應。在這一過程中，來訪者一部分"非話應性的"萬動模式可以直接在互動層面改變，如BCPSG(2014)所說的在“相遇時刻”中改變內隱關系知曉、畢比和拉赫曼(Beebe&Lachmann2002)描述的在互動調節(jié)(尤其是通過非言語交流)中改變預期，另一部分互動模式則涉及到對扮演的進一步處理，如斯托羅洛等人(Stolorow&Atwood1992)所說的對來訪者的前反思潛意識或組織原則進行探討撕特照(DonnelBSten所說的對未閘述成形的經驗進行語言描述(Sten2019)。在這里，解離取代壓抑的基石地位,成為諸多主體間分析師關注的焦點(Spe zzano,2012)。

第四，從基礎主義實在論或實證主義的視角。到朝向詮釋學和建構主義的取間(Muller,2016)。古典精神分析包含一種“考古學隱喻”，即分析師可以像考古學家一樣，通討層層發(fā)掘，最終找到來訪者早期經歷的真相(米切爾2016)。這與弗洛伊德設想的潛意識具有“無時間性"這一特點密切相關。在這種構想中，來訪者在治療中呈現的各種材料是對過去的完全“復制"，不會被當下的經驗"污染”。米切爾(2016)將之概括為"現在就是過去，過去一再重演”(p.108)。與之對應，分析師必須保持中立客觀節(jié)制自己不去滿足來訪者的需要，也不能給出建議。有鑒于此，斯托羅洛等人將之批判為“中立性的神話(Jnenicke2008)。而在主體間視角下，來訪者的經驗是一個充滿閑惑和不連貫的文本，它并不具備一個現成的、固定的意義，而是需要在分析師的參與中不斷澄清(Muller2016) 分析師具有不可還原的主觀性，不可能作為一個旁觀者或“空白屏幕”，而是無可避免地與來訪者產生雙向影響。

根據不同的情況，分析師還可能需要進行不同程度的自我暴露(Delgadoetal 2015)。Levine和Friedman(2000)甚至直言“如果分析師和被分析者之間沒有激烈和熱情的接觸，就不會出現真誠的治療相遇”(p89)。在咨訪雙方帶著自身歷史和主觀性的具體時空背景下，來訪者的經驗會被重新描述、界定、解釋和創(chuàng)造(Muller.2016)。一言蔽之現在并非過去的重演，而總是包含此時此地的維度:分析過程不是去發(fā)現早期的真相，而是建構經驗的意義。

文章摘自：《精神分析的主體間轉向:理論特征與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