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些雙重基本問題體現(xiàn)在依戀和文化關系的持續(xù)爭論之中。依戀理論是在西方文化和工業(yè)化社會的背景下形成的，但它的理論應用具有潛在的普遍性，這是因為依戀理論涉及的范圍包括了嬰兒的生存能力，直到成熟的進化適應。

然而，這種說法有時遭到強烈質疑。Rothbaum等人（2000年）在一篇重要的評論中對比了美國和日本的研究結果關，他們在這篇涉及了一些依戀理論核心假設論文中得出了這樣的結論：依戀理論偏向于西方對幼兒的思維方式和照顧模式。

與之相反，來自依戀理論內部和外部的受訪者表達了對上述結論的質疑，他們認為，早期護理中特定文化實踐的差異不一定違反依戀關系功能的普遍性，尤其是當衡量標準指向文化背景時(e.g. Kondo-Ikemura, 2001; Posada & Jacobs, 2001)。例如，正如K.Behrens（2004、2010）所指出的，當日本的復雜的嬌寵（amae）概念（一種與依賴、親密和接受相關的關系結構）應用于母嬰關系時，除了與依戀相關的文化差異外，許多方面與依戀模式一致。

最近，文化研究人員如Keller（2021）聲稱，依戀研究人員假設，一種特定類型的兒童照顧者關系并不適用于許多強調社區(qū)照顧的文化，依戀研究人員使用的研究方法往往不太適用于中低收入農業(yè)社區(qū)家庭，更廣泛地說，進化適應過程具有語境敏感性，不一定是普遍的。因此，當依戀研究人員聲稱依戀理論具有跨文化有效性時（Mesman，van Ijzendoorn等人，2016），就為進一步的分歧做好了準備。

盡管如此，關于依戀和文化的文章強調了依戀研究者和他們的一些文化批評家之間的一致之處。例如，所有人都同意早期關系對幼兒的生存和發(fā)展很重要。所有人都同意，除了最惡劣的環(huán)境，幼兒在所有情況下都會形成依戀關系，其他關系在發(fā)展上也很重要。

值得注意的是，人們還認識到，所有文化都必須面對、并應對確保幼兒存活到生殖成熟的挑戰(zhàn)，盡管社會制度在照顧和發(fā)展目標方面的做法各不相同，但沒有一種文化能夠長期忽視嬰兒的需要，或使兒童無法發(fā)展成人功能所必需的能力。換句話說，依戀是所有文化都必須解決的普遍發(fā)展任務之一（Keller & Kärtner，2013）。

那么我們如何從這里出發(fā)呢？作者提出的解決這個問題的一個途徑是，加大力度，以縮�。ㄑ芯恳缿俸臀幕�的研究人員）使用的方法和提出的問題之間的差距，其中許多研究人員有時會說的太過。例如，了解農業(yè)社區(qū)中成年人的依戀對象是哪些人，不僅需要計算有多少人照顧孩子，還需要確定孩子對他們依戀行為的不同表現(xiàn)，從孩子的角度來看，這通常會導致依戀對象少得多（Meehan&Hawks，2013）。

依戀研究學者還必須改進他們的測量方法。Mesman，Minter等人（2016年）采用了安斯沃思的敏感度量表來評估嬰兒在其社區(qū)成人網(wǎng)絡中的“接受敏感度”，并通過對覓食者社區(qū)的觀察表明，接受敏感度是比個人護理者敏感度得分總和更準確的護理質量指數(shù)。在這些研究的基礎上，Mesman（2021）問道，為什么依戀研究的跨文化數(shù)據(jù)庫，尤其是使用了有效措施的研究仍然很小，而且還不發(fā)達。她還挑戰(zhàn)依戀研究人員抵制那些會困擾理論驅動取向研究者的確認偏見，邀請他們回答令人不安的問題，以及質疑跨文化普遍性的理論上不一致的發(fā)現(xiàn)。更廣泛地說，她敦促人們更為謙虛地宣稱依戀理論具有普遍適用性。

在不同的文化體系背景下，關于依戀核心假設的證據(jù)仍將存在爭論。但是，再次關注早些時候提出的核心問題可能更有價值，這對依戀研究者和文化研究者都很重要。對確保幼兒存活到生育年齡并發(fā)展成人功能所必需的能力的問題，文化是如何解決的？不同的社會制度可能會有不同的發(fā)展目標、不同的早期護理規(guī)范實踐、不同數(shù)量的護理提供者和不同的資源。

然而，對不同文化背景下觀察到的差異和共性進行深思熟慮的研究，更有可能為依戀理論和文化理論提供信息，并推動它們的發(fā)展，而不是圍繞普遍性主張的證據(jù)展開越來越枯燥的辯論。事實上，更多地關注文化實踐如何促進嬰兒生存和發(fā)展能力的多樣性，可能會幫助依戀理論家提出新的、具有挑釁性的假設，讓他們思考適應目標是如何以不同的方式實現(xiàn)的。雖然期待依戀理論家和他們的文化批評家之間的和解還為時過早，但是，關于這個話題的文章強調了足夠多的共同點，為未來的建設性對話提供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