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 多年的國際心理學研究表明，墮胎與心理健康問題無關，但限制獲得安全、合法的墮胎確實會造成傷害。研究表明，與尋求和接受墮胎的人相比，被拒絕墮胎的人身體和心理健康狀況更差，經濟成果也更差。

與此同時，同樣的研究表明，盡管有相反的看法，但想要墮胎并不會導致嚴重的心理問題。在對 21 個州的 1000 多名女性進行的一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中，與被拒絕墮胎的女性相比，獲準墮胎的女性報告負面情緒、心理健康癥狀或自殺念頭的可能性不大。

大型縱向和國際研究發(fā)現(xiàn)，獲得想要的墮胎不會增加抑郁、焦慮或自殺念頭的風險（接受與被拒絕墮胎的心理健康影響，推進生殖健康新標準，2018）。

“讓人們知道墮胎不會導致心理健康問題很重要，”德克薩斯女子大學研究墮胎和生殖權利的咨詢心理學教授 Debra Mollen 博士說�！坝泻Φ氖菄�繞墮胎的恥辱，缺乏關于墮胎的知識，以及缺乏機會。”

對墮胎的誤解也與較低的支持率有關——人們應該獲得準確的信息，以便他們能夠做出明智的決定，Mollen 說（Weibe, ER, et al., Gynecology & Obstetrics , Vol. 5, No. 9, 2015 ）。

墮胎如何影響心理健康

Turnaway研究是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生殖健康新標準(ANSIRH)的一項里程碑式的墮胎分析，旨在揭穿墮胎者會經歷深深的后悔、悲傷甚至創(chuàng)傷后應激障礙的信念。相反，最常感受到的情緒是解脫（Rocca, CH 等人，Social Science & Medicine，第 248 卷，2020 年）。

在這項研究中，研究人員對 21 個州的近 1000 名女性進行了為期 5 年的跟蹤，以檢查想要墮胎并接受墮胎的女性與想要墮胎但被拒絕墮胎的女性之間的異同。手術五年后，與拒絕墮胎的女性相比，墮胎的女性不太可能報告負面情緒或自殺念頭，超過 97% 的研究對象表示墮胎是正確的決定（Rocca， CH 等人，《社會科學與醫(yī)學》，第 248 卷，2020 年）。

在回顧 10 年前發(fā)表的關于墮胎的科學文獻時，APA 工作組得出了類似的結論，尤其是在意外懷孕的情況下。工作組報告說，與繼續(xù)計劃外懷孕的婦女相比，在妊娠前三個月進行人工流產的婦女并沒有面臨更高的心理健康問題風險（APA 心理健康和流產工作組報告，2008 年）。

“事實上，女性流產后心理健康的最佳預測指標是她在流產前的心理健康，”亞利桑那州立大學心理學和女性研究名譽教授南希·費利佩·魯索 (Nancy Felipe Russo) 博士說，她率先開展了關于意外懷孕的研究。 、心理健康和墮胎。

另一組女性——那些計劃并想要懷孕但在妊娠中期或晚期因危及生命的出生缺陷而終止妊娠的女性——在手術后面臨一些心理問題。但這些問題與流產或失去新生嬰兒的女性的心理健康問題相當，而且比分娩嚴重出生缺陷嬰兒的女性的痛苦要輕。

“最重要的是，墮胎本身并不會導致心理健康問題，”ANSIRH 的心理學家和研究員、Turnaway 研究的負責人之一 M. Antonia Biggs 博士說。

當墮胎被拒絕時

Turnaway 研究中被拒絕墮胎的女性報告的焦慮癥狀和壓力、自尊心和生活滿意度低于接受墮胎的女性（JAMA Psychiatry，第 74 卷，第 2 期，2017 年）。意外懷孕的婦女隨后也出現(xiàn)了更多的身體健康問題，包括兩名死于分娩并發(fā)癥的婦女（Ralph, LJ 等人，內科醫(yī)學年鑒，第 171 卷，第 4 期，2019 年）。

他們面臨更多的經濟困難，包括更差的信用評分、更頻繁的破產和驅逐，以及更高的生活在貧困中的機會。在被拒絕墮胎后，女性也更有可能與暴力伴侶保持聯(lián)系或獨自撫養(yǎng)孩子（拒絕女性墮胎的危害，ANSIRH，2020）。

當程序被禁止時，尋求墮胎的人并不是唯一受到傷害的人。

“因拒絕墮胎而出生的孩子不僅更有可能生活在貧困中，而且他們也更有可能與母親的關系不佳，”比格斯說。

其他研究表明，在這種情況下出生的孩子會面臨一系列持續(xù)到成年的社會、情感和心理健康問題，包括比他們的兄弟姐妹或其他計劃懷孕的孩子更多的精神病住院治療（David，HP，Reproductive Health Matters，Vol. 14, No. 27, 2006；Dagg, PK,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 Vol. 148, No. 5, 1991)。

“負面結果不僅限于在短時間內發(fā)生的小問題，”Russo 說。“它們可能是真正令人擔憂的嚴重后果�！�

更多的污名、障礙和不平等

鑒于拒絕墮胎對心理健康的影響遠遠超出了手術本身，因此在更大的社會背景下考慮這個問題很重要。

“大多數(shù)人認為，如果我們談論的是心理后果，那就是他們對墮胎的感受，”生殖心理學家朱莉·賓德曼 (Julie Bindeman) 說，她是華盛頓特區(qū)以外的一家私人診所大華盛頓綜合療法的共同創(chuàng)始人和指導者。 “但我們真的需要考慮達到這一點所涉及的復合成本。”

如果一個州禁止墮胎，尋求墮胎的居民將面臨一系列新的重大障礙。他們可能會在旅途中承擔額外的州外旅行、住宿和兒童保育費用——同時還沒有工作工資。他們可能會覺得有必要向他們尋求幫助的朋友、家人或同事披露懷孕情況。他們可能被迫等待更長的時間來預約。所有這些挑戰(zhàn)都增加了更多的心理壓力。

這些新的障礙可能會阻礙任何尋求墮胎的人，而不僅僅是限制墮胎的州的人。

“許多人將前往更容易獲得護理的州，而對有限數(shù)量的預約的需求激增有可能影響每個人，”比格斯說。

研究表明，在獲得墮胎護理方面面臨后勤障礙（包括旅行時間增加或難以安排約會）的人會出現(xiàn)更多的壓力、焦慮和抑郁癥狀。自主權的喪失——例如被迫等待預約或透露懷孕——具有同樣的效果（Contraception , Vol. 101, No. 5, 2020）。

根據 Turnaway 研究的結果，禁止該程序也會對其進行污名化，而污名化會損害心理健康。研究中認為如果墮胎會被朋友、家人和社區(qū)成員看不起的女性，幾年后更有可能報告心理困擾（PLOS ONE，第 15 卷，第 1 期，2020 年）。

專家說，墮胎成本不斷增加，對那些經濟資源較少的人來說，負擔會更大。

“我們可能會看到分層增加，那些有能力并且可以旅行的人將能夠獲得墮胎，而那些沒有能力的人將面臨重重障礙，”賓德曼說。

已經難以支付和獲得墮胎費用的人——生活在貧困中的人、有色人種、農村地區(qū)的人、性和性別少數(shù)群體，以及通常受州級父母同意和通知法約束的年輕人——很可能受墮胎禁令影響最大。

“出于所有這些原因，對于那些已經被邊緣化的人來說，這是一場使持續(xù)不平等持續(xù)存在的完美風暴，”賓德曼說。

文章參考APA：The facts about abortion and mental heal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