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本書中討論的這些理念，對我來說非常重要，以至于它們成了我的一部分，正如我所用的語言是我的一部分一樣。我還記得次閱讀克萊因、費爾貝恩和溫尼科特著作時所體會到的那種興奮感，這些作者的著作是本書討論的焦點。他們的理念代表了對弗洛伊德思想的創(chuàng)造性闡釋。弗洛伊德關注的是夢的象征意義（the symbolic meaning of dreams），而溫尼科特關注的則是做夢的體驗(the experience of dreaming)�？巳R因的偏執(zhí)—分裂心位和抑郁心位概念提供了關于極早期生命（初的幾個月）發(fā)展的理念，這是在人類經(jīng)驗中，弗洛伊德著作幾乎完全未曾涉及的部分。比昂對克萊因的投射性認同理念的闡釋，革命性地改變了臨床實踐，因為它提供了一種方式來理解： 兩個人——開始是母親和嬰兒——如何可以一起思考那些其中任何一方都無法單獨思考的內(nèi)容。費爾貝恩提出的關于內(nèi)部客體關系的理論構想，對于我們在當代思考我們每個人帶入到自己在外部世界經(jīng)驗中的多重自我，作出了重大貢獻。

一個人首先必須從書本和老師那里學習精神分析理念，然后，在十年左右的精神分析實踐之后，他必須忘掉自己過去所學，以便發(fā)展出屬于他自己的與病人工作的方式。做這件事不能太匆忙，因為這相當于重新發(fā)明一個無法運作的輪子。在積累了大量分析經(jīng)驗之后，精神分析取向的治療師或許有可能形成自己的方式，來與病人一起創(chuàng)造出真誠的個人化的對話，一種開放的、誠實的、唯有這兩個人之間才能產(chǎn)生的對話。如果要問我哪一個精神分析實踐的原則是至高無上的，那么我認為這個原則就是： 分析師必須與他的每個病人一起重新發(fā)明精神分析。我這樣說的意思是，我和我的每個病人以不同的方式談話，采用不同的聲調(diào)，以及音高、音量、語音節(jié)奏、句法和用詞的不同組合，以此來傳達不能夠以其他任何方式，對其他任何人表達的內(nèi)涵。這對我來說毫不奇怪，我有兩個成年子女，我不會用與其中一個說話的方式，來對另一個說話；在我人生的任何階段，我都不會用與我母親說話的方式，來對我父親說話；我對我妻子說話的方式，不同于我和其他任何人說話的方式。每個我與之進入親密交流的人都拉扯我，而我也拉扯他/她，于是我在一定程度上成了不同的人，并且與他們每個人都以不同的方式交流。越是親密的交流，就越是如此。我和我的病人們的談話，是我生命中親密的交流之一。

我發(fā)現(xiàn)自己必須持續(xù)處在“重新發(fā)現(xiàn)”我認為自己知道的東西的過程中。精神分析理念——即便是諸如“潛意識”和“移情”這樣的基本概念——作為關于心靈運作的隱喻，如果不能隨著一個人作為精神分析取向治療師的發(fā)展而演進，那么這些概念將會變得陳腐。

我現(xiàn)在很少使用諸如投射性認同、潛意識、移情這樣的術語，或者其他任何技術術語，在這個譯本的序言中這樣說，或許顯得有些奇怪。這并不意味著這些概念對我來說已經(jīng)變得不那么重要。在我對精神分析理論和實踐進行思考時，這些術語是不可或缺的。我不再使用這些技術術語的原因是，我知道自己使用這些術語時指的是什么，但別人不知道，他們也沒有理由知道。他們知道的是，那個術語對他們自己來說意味著什么。我嘗試用日常語言替代技術術語，來描述我要討論的臨床現(xiàn)象和理論觀點。我希望，讀者或許會發(fā)現(xiàn)，這是對他/她在與自己或同行討論精神分析理論和實踐時有用的方式。

關于這本書，經(jīng)常被問及的一個問題是： “哪里是克萊因、溫尼科特或費爾貝恩的思想終止，我的思想開始的分界點？”我對此的回答是： 一切重要理念都處在持續(xù)變化中。在本書中，我不僅描述了我對他人理念的理解（make of)，還描述了我和他人理念的交流（make with），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可以區(qū)分，在哪里他人的理念終止，而我的理念開始。在這一點上，任何對于精神分析的“新”貢獻，或者在其他任何領域，都是如此。

我希望，在本書中討論的這些理念能為讀者提供一些素材，在與這些素材的交流中，讀者得以產(chǎn)生他/她自己的理念。因為，畢竟，一個理念有多好，取決于它能夠被他人利用的程度。

托馬斯•奧格登

于加州舊金山

2016年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