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論述基于如下事實：當一個個人加入到集體中時，他的心理活動由于集體的影響而出現(xiàn)了通常是翻天覆地的劇變。在情感方面，他變得狂熱極 端，而在智力方面，則出現(xiàn)了急劇的衰弱。顯而易見，這兩種趨勢是為了與集體中的其他成員在水平上保持一致而出現(xiàn)的。但這種變化要想發(fā)生，還必須具備以下兩種條件：他自身獨有的本能的抑制作用已經(jīng)解禁，以及他自身所獨有的諸般趨向的表現(xiàn)已經(jīng)被他遺棄。我們已經(jīng)了解到，較高級別的“組織化”集體能夠一定程度地杜絕這些令人不快的變化。但這并不違背集體心理學的基本事實，也就是說，與下述兩個觀點并不沖突：在初級的集體中，個人的情感加強而智力減弱�，F(xiàn)在，我們將精力放在如何用心理學的觀點來闡釋處于集體中的個人的心理變化上。

  顯而易見，受理性控制的行為（比如上文提到的集體對個人的威脅作用，換句話說就是個人的自我保存）并不能作為這些心理變化現(xiàn)象的論據(jù)。在此之外，社會上以及集體心理學上的官方論點即使在表述上千變?nèi)f化，但在本質(zhì)上卻毫無區(qū)別。它們歸根結(jié)底都是在突出“暗示”這個充滿魔力的詞匯。塔爾德把暗示叫做“模仿”。不過我們卻不由自主地對另一位作者的見解表示贊同，他毫不動搖地將模仿看作是從暗示中延伸出來的一個結(jié)果。勒邦將集體中的所有這些令人費解的現(xiàn)象歸結(jié)于兩種作用力：即成員之間相互的暗示以及首領的威信。但威信建立同樣也是源于它激活暗示的能力。到目前為止，我們認為麥克杜格爾的“原始性情緒感染”原則或許能讓我們的論述不需要假設暗示的存在。

然而，經(jīng)過更深入的思考之后，我們卻明顯感到，拋開它重點強調(diào)的情緒因素，這個原則同我們熟知的“模仿”或者“感染”的觀點并無二致。當我們感知到他人的一種情緒時，我們自身也必然會有某種力量使我們陷入同樣的情緒中。但是，我們有多少次能夠免疫著這種情緒并以相反的姿態(tài)作出回應？因此，為何我們身處集體中時總會陷入這種情緒的感染中？于是，我們只好再次強調(diào)，是模仿的趨向使我們難以抵抗這種情緒，是集體的暗示使我們每每陷入這種情緒中。并且，除了上述見解以外，麥克杜格爾并未使我們拋開暗示的影響，他的觀點同其他作者毫無二致，都將特殊的暗示感受性作為集體的特征。

  由此，我們贊同下述見解：事實上，暗示（確切地說是暗示感受性）不可再分解，它是一種最基本的現(xiàn)象，以最基礎的形態(tài)存在于人的內(nèi)心之中。這個觀點來自于伯恩海姆。1889年，我親眼目睹了他令人匪夷所思的手法。然而，當時的我已經(jīng)對這種野蠻的暗示行為產(chǎn)生了一種壓抑的排斥感。當一個患者有抵抗的端倪時，就會被大聲斥責：“您都做了什么？您在排斥暗示！”我對自己說：明顯這是不公平的，是一種專制。因為當別人試圖以暗示來制服他時，他有權(quán)利奮起反抗。后來，我將敵視的目光對準了這一類觀點：能夠解釋萬物的暗示作用自身是不用解釋的。對此，我重述了一個古老的謎語：
克里斯多夫誕下耶穌，
而耶穌又創(chuàng)造了世界，
那么克里斯多夫彼時位于何處？

在過了三十年的時間不涉及暗示

  問題之后，我如今再次踏上了揭開暗示之謎的征程。我發(fā)現(xiàn)，這個問題的研究并無任何變化（只有一點例外，而這個例外恰好可以證明精神分析的影響）。據(jù)我觀察，人們絞盡腦汁地試圖賦予暗示這個詞匯系統(tǒng)準確的定義，換句話說，就是使這個名詞的概念明確下來，這絕非多此一舉。因為，暗示這個詞的使用范圍日趨廣泛，而它自身的定義卻愈發(fā)不確定，不久之后人們就會把任何一種影響冠上暗示的名字，如同英語中用它來表示“奉勸”、“提議”一樣。可是，人們至今未對暗示的本質(zhì)，也就是在邏輯基礎不完善的狀態(tài)下出現(xiàn)的影響的條件作出任何說明。假如我并未得知一場以此為任務的詳細的研究工作即將拉開帷幕的話，我將會毫不猶豫地以我對近三十年來的文獻資料的研究來支持這個說明工作。

為了彌補這一點，我嘗試著將力比多的概念引入到集體心理學的研究中，希望能有所幫助。力比多的概念已經(jīng)極大地推動了我們對于精神性神經(jīng)癥的研究。

  力比多這個概念來源于情緒理論。我們用它來表述所有與“愛”有關的本能的能量。我們通過量的大小來把握這個能量（雖然眼下還不能測量它）。我們所說的愛的主體內(nèi)容，顯而易見主要指的是以性結(jié)合為目的的性愛（即通俗意義上的愛以及詩人們歌頌的愛）。但我們并不打算將它與其他形式的愛分隔開，比如對自己的愛，對父母的愛以及對子女的愛，對朋友的愛以及對全人類的愛，同時也包括對具體事物的愛以及對抽象概念的愛。我們這樣做的客觀依據(jù)來源于一個事實：即根據(jù)精神分析的研究，所有的這些趨向都是來源于同一種本能沖動。在男女關系中，這些沖動瘋狂地要求著性的結(jié)合。但是在別的情況下，它們的這種訴求轉(zhuǎn)移到了他處，或者是遇到了到阻力。不過它們一直秉持著自己的本性，這種本性足以使人認清它們的身份（譬如像渴慕親密與獻身的特征）。

  所以我們認為，早在“愛”這個詞匯以及它的各種含義出現(xiàn)之前，語言就已經(jīng)為創(chuàng)造它做好了準確的統(tǒng)一工作。我們最好的做法是同樣以這個詞為科學研究和闡釋的基礎。精神分析理論的這個決定激怒了世界，就好像它因為自己狠毒的行為而犯下了滔天大罪一般。但是，像這樣從“廣義的范圍”上來闡明愛這個詞，并非創(chuàng)新之舉。哲學家柏拉圖筆下的“愛的本能”一詞在起源、影響以及兩性關系上都與“愛力”，即精神分析中的力比多概念不謀而合。而納赫曼佐恩和普菲斯特爾對此同樣已經(jīng)詳細闡明過。而當使徒保羅在他的著作《哥林多書》中將愛奉為至上之物的時候，他的這個愛必然也是“廣義上”的愛。但以上事例只能說明，那些偉大的思想家并非總是受到人們的認真對待，甚至在他們自稱對這些思想家萬分崇敬的時候亦是如此。

  因此，精神分析理論將愛的本能稱之為性本能，并從它起源的角度稱它為獨占。大多數(shù)“高雅文明”的人將這個詞視為一種羞辱，作為報復，他們將精神分析理論貶低為“泛性論”。無論是誰，只要他認為性是羞于提及的人性之恥，都可以使用更加文明的稱謂：“愛的本能”以及“愛欲的”。打一開始，我就可以像這樣做，如此一來那些漫天指責也就不會出現(xiàn)了。但我并不愿意如此，因為我絕不肯向怯懦軟弱低頭。沒人知道這樣的妥協(xié)會把你逼向何處，先是在用詞上妥協(xié)讓步，繼而在內(nèi)容上也逐步淪陷。我認為對性的避諱毫無意義，希臘詞“愛的本能”不過是為了委婉地表述粗鄙的詞而使用的，結(jié)果卻成為了我們德語中愛這個詞的替身，結(jié)果是誰能耐心等待，誰就不必讓步。

  我們準備懷著碰碰運氣的心理來假定：愛的關系（或更加中肯地說，情感紐帶）乃是集體心理的基礎和核心。在我們的印象中，那些權(quán)威的觀點并未提到過它。顯而易見的是，這種愛的關系靜靜地蟄伏在暗示作用的帷幕之后。我們的這種假定從最開始時就建立在當下的兩種主流觀點之上：

第一，顯然是有某種力量促使了集體的形成，這種聚合的力量如果不是來自于那個將萬物聯(lián)結(jié)起來的愛的本能，還能來源于何處？

第二，如果處于集體中的個人連自己的個體特征都拋棄了，并接受其他成員的暗示來改變自己，這就很容易使人聯(lián)想到：他是為了與他們保持同步，而并不想與他們沖突——或許簡單地說就是“為了愛他們”吧。

整理：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