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4年12月12日，弗洛伊德在維也納醫(yī)學院的會議上，清楚地建立了適應癥與禁忌癥。在那里，弗洛伊德開始將心理治療視為一種醫(yī)學科學的過程，然后，他根據(jù)萊昂納多造型藝術的美麗模型，勾畫了心理治療的兩種基本形式：表達性的和壓抑性的。

弗洛伊德在演講中強調了精神分析的禁忌癥，是為了最終將精神分析限制在它特定的領域——神經(jīng)官能癥（現(xiàn)在我們稱為神經(jīng)癥）。

在這次會議，以及受洛溫費爾德（Lowenfeld）委托的早期工作中，弗洛伊德斷定精神分析性治療的適應癥應該不僅源于被試的疾病，還來自他的人格，當然這是一個非常原始的想法。這一差異至今仍然是有效的，因為就精神分析的適應癥而言，對這個人的考慮必須絲毫不少于其診斷。

在考慮個人時，弗洛伊德坦白（也有一點天真）地說，“對那些不具備一定程度的教育和相對可靠性格的病人，我們應該予以拒絕”（見《論心理治療》，1905a，p. 263）。弗洛伊德在對洛溫費爾德的書所做的工作中就表達過這樣的想法，他在那里說，病人應該擁有正常的心理狀態(tài)，足夠的智能和一定的道德水平，如果沒有這些，醫(yī)生將會很快喪失興趣，并認為自己的努力是不合理的。不過，如今這個觀點可以從反移情理論的角度進行修正，因為如果分析師失去了興趣，那我們可以假設，他身上正在發(fā)生一些事情。同時，這個觀點也可以被反駁，甚至是用弗洛伊德自己的論點：他就經(jīng)常斷言，沒有人知道一個生病的個體背后隱藏的潛力。

但是換個角度看，個體的（社會）價值是影響分析師時間優(yōu)先性的一個因素，通過這樣的方式，它也許會符合某種選擇類型。當這些（精神分析的）候選人在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拉克爾診所（Racker Clinic）接待幾乎或完全不付費的病人時，選擇就出現(xiàn)了，但是這個選擇是由診所而不是治療師決定的，它優(yōu)先為老師、教授、護士和其他那些因為自身活動而與社區(qū)保持接觸的人提供服務，這些人也因此對于該人群的心理健康有著特殊影響。另一方面，分析師自己的選擇總是有風險的，因為反移情的因素總是將其變得復雜，在極端情況下，它甚至可以接近狂妄自大和自戀。

仍然是關于適應癥取決于個體而非疾病的話題，弗洛伊德認為年齡是分析的一個限制，接近50歲的人缺乏足夠的靈活性；此外，要修通的材料如此之多，分析將會無限期地延長。弗洛伊德在《性在神經(jīng)癥病因中的作用》（1898a）中就曾表達同樣的意見，他聲稱精神分析不適合兒童和年齡很大的人（p. 282）。

如今，我們可以更樂觀地看待這兩個因素。毋庸置疑，歲月的流逝令我們變得不那么靈活，但是一個年輕人也可能是僵化的，因為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性格，或者說是性格盔甲，用威廉·賴希（Wilhelm Reich，1933）的說法。年齡是一個要考慮的因素，但它不是決定性的。納赫特（Nacht）和樂伯維奇（Lebovici）在關于適應癥和禁忌癥的詳細研究（1958）中，接受年齡會限制分析這一原則，但是他們強調，適應癥總是要視具體情況而定。你還要記住，近年來人們的預期壽命有了很大的變化。

甚至，我們很少把材料的數(shù)量視為一種障礙，因為弗洛伊德自己也告訴我們，決定性事件只發(fā)生在有限的那些年，就像嬰兒期遺忘的存在，而且另一方面，這些事件總是在這些年間不斷地重復，并在一些奇特的生活史中具體地呈現(xiàn)，這就是移情。

如今，雖然弗洛伊德的警告并不像過去那樣強迫我們，但是高齡的確會造成一個微妙的問題，因為分析師會面臨平衡與良知之間的抉擇。當分析師決定要把時間獻給一個年長的人，還是留給預期壽命更長的人時，他就面臨著一個人類和社會學的問題。就像精神分析里的規(guī)則一樣，在這里，我們同樣無法提供一個確定的做法。適應癥將取決于病人以及分析師的準則，因為預期壽命對于人口統(tǒng)計學家來說是一個決定因素，但對于分析師來說卻不是，后者只關注具體的這個人。是否存在社會化分析不再適用于老年人的一個時刻？這里，我們同樣無法做出具體的推論，因為有的人英年早逝，有的人卻活的非常長久�？档拢↘ant）在57歲時出版了《純粹理性批判》（Critique of Pure Reason）一書，當時他已經(jīng)是哥尼斯貝格大學（Konigsberg）的退休教授了，如果這位謙虛的、退休的哲學教授前來分析，也許是他對寫作的壓抑，我很確信我可能就拒絕他了，因為他的年齡太大！

幸運的是，我們的標準一直在調整，變得更具彈性了。漢娜·西格爾談到對一位74歲男性的分析，這項工作進展地非常順利，珀爾·金（Pearl King，1980）在紐約大會上也深入地探討了這個主題，令人確信分析給老年人帶來的療效。金首先強調，這些病人在生命周期中的問題會在移情中清楚地顯現(xiàn)，并可以通過嚴格的精神分析方法來理解和解決。

很多年前，亞伯拉罕（Abraham，1919b）就思考過這個話題。與弗洛伊德以及他同期的大多數(shù)分析師不同，亞伯拉罕堅持認為“神經(jīng)癥的年齡比病人的年齡更重要”（1973, p. 316），他還提供了50歲以上對精神分析性治療反應良好的各種案例記錄。

本文譯自R. Horacio Etchegoyen的

《Fundamentals of Psychoanalytic technique》，

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