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rich Ertel

一、治療的預期和目標

從嚴格意義上說，精神分析的目的是通過精神分析治療實現人格的結構改變。這意味著人格的重新組織是意義深遠的、持久的、能夠使這個病人在其能力和局限范圍內盡其能力去處理好生活中發(fā)生的挑戰(zhàn)、負擔和期望。這個遠大的目標常常與聚焦于消除或減輕癥狀以及改變行為的治療目標形成對照。同時，還有一種傾向認為根據治療的長度（短程vs.長程）和強度（頻率），精神分析及心理治療的目標和目的之間存在懸浮的交叉。

弗洛伊德曾試圖從地形學和結構兩方面定義精神分析的目的，在他著名的使無意識變?yōu)橛幸庾R的原則或“哪里有本我，自我就應該在哪里出現” (1933, p.81)中提出了分析應為自我功能提供最有利的條件。在“癔癥研究”（1895）中他寫到，如果我們成功地把癔癥痛苦變?yōu)槠胀ǖ臑碾y會獲得很多；人們會用康復后的精神生活來更好地防御以對抗后者(1895, p.307)。有幾處他提到工作、愛與欣賞的能力。許多分析師同意精神分析的目的之一是獲得本我、自我及超我之間的平衡。

目的的不確定，如“使意識無意識”可能不會隱藏一個事實，即建立意識的過程總是伴隨著在評估差異中體現出來的確定目標，。

但無可否認地是，這些目標強烈地依賴于治療師的理論立場（自體心理學，客體關系理論，驅力理論等），特別是實現這些目標的方式不總是也不必須與病人的想法一致。

必須認真對待病人尋求治療的目標，不只是因為許多研究已經把這些目標看作重要的預后標準，目的是成功評估病人資質和合作意愿。有時，在那些常常模糊的主訴和傷害背后經常隱藏著對沒有沖突的的幸福生活的遠大期望，以及因為相信治療師有不可思議的全能而認為這些期望應該在短期內稍微努力就能滿足。

許多病人受到制藥業(yè)的影響，仍強烈堅持疾病的醫(yī)學模式：即疾病是由外在因素引起的，或是由病人無法處理的內在過程引起的；通過外界的干預－在醫(yī)療儀器、藥物或醫(yī)生建議的幫助下－可達到治愈，但是是在病人全面的被動中實現的；因此這一模式常喚起人們以相似的方式消除心理問題的希望。

事實上心理治療有時是緩慢而艱難的過程并且高度依賴病人的合作，需要真正的修復和轉化工作以及一定的時間，這意味著放棄和哀悼自己的精神狀態(tài)、感覺和體驗形式、舊的對父母的依戀、價值和理想，這些通常只能在治療的過程中發(fā)現。因此病人自己私人的關于其心理問題原因的病因學理論可能會是第一個線索，提示病人對于具有因果關系和解釋形式的分析性治療的動機。

病人傾向于因他的命運責備父母或親屬嗎？他是只把病因歸于外界環(huán)境嗎？他對精神動力格局及人類體驗模式至少有直覺或理性的認識嗎？或者他只把自己看作生活中不斷被忽略的受害者嗎？

在關于治療目的和治療目標的討論上，McGlashan等在其編著中給出了有用的總結以及解釋性的例子(1982, see Mertens 1992, pp. 131)。

 

1.消除發(fā)展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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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的信任和安全：世界不再被看做本質上是邪惡的和壞的；將偏執(zhí)性恐懼減到最��；內化原始的好的心理內投物，有能力忍受他人的財富和滿足而不是變得過于嫉妒。 

分離和個體化：有能力把自己和他人的情感和想法區(qū)別開的自體-客體分化；能夠分離而不害怕喪失愛；能夠獨處；自主；能夠說不而沒有太強烈的恐懼和內疚感；代際自主：修通父母對自己的影響，并能夠對自己的孩子放手。 

良心：克服古老的、原始的超我內投，減少那些以非理性的責任感和道德完美主義為特征的體驗和行為；明確而現實的良心；有能力適當地內疚，超我應該更寬容，把愛和理解整合到人格的其他部分中。

建設性的攻擊：如克服俄底浦斯情結后的自信、主動和建設性的抱負；降低對失敗的恐懼，應該能領先自己的父母并比他們強；有動力指導別人并成為指導和榜樣。 

性：清楚的性別身份，接受自己成年的有性別的身體，有性興奮能力，減少強迫性的性幻想。

 

2.自我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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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責任：能體驗到自己是行為和活動的主角，而不是感到被驅使；沒有不適當的外界力量；對自己的沖動、情感和行為負責；堅持自己的決定；有能力把自己看作是行為者而不是個犧牲品，趨向修復、同情和共情。  

自我身份：體驗到凝聚性的自尊，感到自己在時間上是連續(xù)的，是歷史和文化繼承的中介；在各種情緒和行為水平上維持身份感。

自尊：如自尊，自愛和自我尊重，組成了健康的自我價值感，相對獨立于外界的鏡映和接納，相對缺乏理想化他人的迫切需要；健康的理想自我，有能力欣賞他人而不是同時貶低別人；對未來有信心、整合、智慧和平靜。

對既往疾病的自我體驗及連續(xù)性： 既往的疾病應被整合到自我體驗中，而不是被分裂或被抑制，應對疾病的本質和發(fā)展有所了解，并把它接受為自己的一部分。

 

3.與他人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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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部定向vs.外部定向：自閉專注于自己和分裂性的退縮大大減少；在人際交往中獲得滿足感；樂于交往，對他人的問題有反應并且能夠從容應對。 

與父母的關系：對父母的評價變得更現實、和諧，較少譴責、較少理想化；發(fā)現新的、以前未知的特征；放棄父母仍應該改變的愿望；對父母不適當的煩惱減少；拋棄舊的家庭神話，接受代溝并承認與父母的聯結。

與其他人的關系：將與同齡人、團體、親密友誼間的關系分出等級；與團體建立聯系，體驗到自己是團體的一部分，同時不會感到失去個性和獨立。

共情：想象重要的朋友的情感體驗的能力；暫時和部分認同他人而不會完全與他人融合的能力。  

親密：與伙伴有穩(wěn)定持久但又不是太亂倫的關系；有能力享受親近，但也能夠獨處；能欣賞和接受別人的愛；互相給予和付出。 

生殖方面：能夠建立三元關系；通過自己的孩子或多產的作品希望為下一代留下些什么；希望把自己的經驗交給孩子，對同輩人有關心、仁愛。 

 

4.接受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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減少全能感：接受自己的弱點和不足；認識到人毫無例外都配得特別的身份或自戀的權力；放棄對無條件的愛的愿望和補償過去所受苦難的要求；放棄俄底浦斯期的夸大，承認對他人有依戀；拒絕控制他人；發(fā)展出感恩。

哀悼的能力：能夠接受喪失和自己的死亡；接受無常、變化和沖突的必然性；不可能完全計劃和控制未來，不伴有渴望復仇和報償的悲傷、痛苦；能夠懷念。

控制驅力和忍受挫折：適當地放棄；能夠對自己和他人的誘惑、慫恿說不；理解嬰兒期挫折的必然性；發(fā)展出對挫折、焦慮、不幸和苦難的忍受力。 

能夠放棄：能夠放棄疾病的繼發(fā)性獲益和負性治療反應；停止破壞性的羨慕、索求、嫉妒、施虐性的控制愿望、自憐、自以為是和受虐的態(tài)度，如感到是一個犧牲者

現實檢驗：能夠把內、外部的感覺、感知、幻想與現實區(qū)別開來，移情應是與過去的事情有關；真實，誠實。 

 

5.豐富的體驗和活力

情感：識別、命名自己的情感；能夠多方面擁有多樣而適當的情感和情緒，這些體驗是能夠區(qū)別出的、真實的、可調控的、深層次的和相對穩(wěn)定的。 

能量：內在活力、力量、能力、自發(fā)性和熱情，常比喻為生命力。 

放松：能夠適當的退行，像孩子一樣；接受自己對于依賴和被動的愿望；能夠接受；必要時承認無助并尋求幫助和支持，包括治療性支持。

有能力幸福：如感到愉悅和滿足，能享受和放松。 

 

6.應對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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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御機制：較少的刻板；更為適應性地運用防御機制；較少早期、原始的防御機制，如分裂、投射性認同、精神分裂性退縮或被動攻擊；取而代之的是更成熟的防御機制，如反向形成、隔離、置換、理智化或壓抑；允許沖突驅使的沖動和情緒的產物而沒有較多恐懼、羞恥或自責，。 

社會－文化適應和改變：對環(huán)境適當的、有創(chuàng)造性的改變－例如換工作－能夠實現，能夠分離；能夠反省對職業(yè)角色的病理性認同并做出改變。 

 

7.整合能力

忍受矛盾：自己及他人身上好與壞的整合，拋棄分裂及其相關的理想化及貶低的防御機制；全或無的體驗和思維方式讓位于現實的觀點；培養(yǎng)對與對立和懷疑的矛盾心理及不確定性的容忍能力。  

認知體系：次級加工過程的思考功能良好；令人苦惱的欲望和情緒不會干擾思維過程，能夠保持平衡，清醒地、生動地思考，而不是抽象的、情感隔離的缺乏想象；記憶取代付諸行動；有計劃和前攝的行動的可能性，好的記憶和注意力，不會太受沖突的影響。  

過渡能力：理性和非理性間維持平衡的能力，在死氣沉沉的情形里快樂地生活，創(chuàng)造出適當的幻想并忍受、享受、體驗初級加工過程樣的思考；能夠有幽默感、欣賞荒謬、能想象和幻想，退行及為了具有創(chuàng)造力而放棄控制，靈活的人格結構，良好建立的同一性，為接受新體驗做好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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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自我分析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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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情：幾乎沒有移情性神經癥；可以忍受負性移情體驗；與治療師相比產生的不平等感消失；理解治療師有他自身的能力和不足，投注到移情神經癥的精神能量被釋放到其他關系中。

自我監(jiān)控和自我分析：能反省自己，對精神活動和心理過程有好奇心，不斷對感知和結論有新的質問；對以下方面的原因和意義有基于自己體驗的個人認識：自己的沖突、自我破壞性行為、對伴侶的神經癥性選擇、當選、防御機制的觸發(fā)特征和特性等；能夠遵循對于行為的內省力。一個特定目標是能夠通過內化分析過程或認同治療師的分析功能而進行自我分析。獲得這種能力很重要，因為病后經歷的研究已經表明，完全消除移情神經癥及其維持的嬰兒期沖突的經典想法是不現實的。能夠實現的是當遇到新的沖突事，能夠運用自我分析的能力來尋求新的解決辦法，而在這之前則無法避免重復出現神經癥性的解決辦法。

 

9.討論

大部分上面所提到的內容，都可以視作在基于臨床觀察概念的幫助下可操作化實現的能力。但每個能力的背后有著復雜的理論建構，描述了要獲得這些能力所需的精神和結構的條件。例如承認現實的能力，根據理論觀點，可以通過下述來促進該能力的實現：達到抑郁狀態(tài)、內化俄底浦斯水平的三角關系、或通過獲得客體穩(wěn)定性來處理分離和個體化沖突。

然而，把治療目的和目標看作是絕對完美的常見傾向可能造成誤用。Ticho (1972)指出如果治療師分享了病人的完美主義的幻想，而沒有把這些幻想看作特定的移情－反移情事件而仔細地加以檢驗，那么病人和治療師都可能認為治療結果是令人非常失望的。治療師應注意把治療目標植入到生活目標中。許多治療師對自己的治療結果失望，因為沒能充分地區(qū)分開治療目標與實現一般的生活目標。由于生活目標總是具有烏托邦式的特征，治療就可能會導致失望；而治療目標應該反映與治療結果一致的更為特定的標準。他警告分析團體，對于，如果不把病人的完美主義幻想視作特定的移情－反移情情境下的結果而去檢驗，就不要去和病人去分享它們。

 治療目標和生活目標的混合可能與對精神分析治療的秘密的理想化有關：認為治療結束后將會出現一個永遠能成熟地處理生活中問題的人。 

然而，精神分析和心理治療不是拯救的學問；它最多可能幫助人們解決某個生活境遇或時期的外部的或內部的問題。

   另一方面，顯然治療目標和生活目標彼此是有關的，即治療目標必須適用于生活目標，因為如果治療目標不幫助實現生活目標或甚至與病人對生活的追求不一致，那么顯然這樣的治療目標是不受歡迎的。

    我們會經常發(fā)現，由于病人們的生活目標不明確，他們無法做出明確的決定。因此，在首次會談中很重要的第一步是要闡明類似生活目標這樣的事情。生活目標對那些生活方式混亂的病人具有重要作用，對邊緣障礙或聚焦于快速分離和對獨立過度理想化的青春期也同樣重要。 

不僅是分析師隱蔽的個人規(guī)范，他的文化相關群體及社會總體的規(guī)范都是與此相關的，因此必須在這一背景中擴大自我反思，并且要包括他們自己對精神分析理論暗含的評價(see Mertens 1990, p.149ff.)。分析師必須要鏡映他的發(fā)展目標、治療目標和社會-文化背景之間的互相依存。許多民族精神分析研究已經表明，我們在社會化過程中內化的目的－不僅是在我們的精神分析培訓中－是被我們的西方社會規(guī)范所高度塑造得，其本質上可能并不被認為是人類學的標準或者是精神健康。

 

二、治療關系本質上的不對稱性 

不對稱性的概念可以回溯到Parson(1968)的文章，內容是關于醫(yī)療工作中病人和醫(yī)生的不同角色。根據社會學的觀點，醫(yī)患互動是結構不對稱的關系，原因如下： 

知識的不同分類和水平導致把醫(yī)生定義為專家，而把病人定義為外行人。由此出現的信息和行為的選擇把專家權力給予了醫(yī)生。不同的社會角色使醫(yī)生運用高水平的知識而有了定義的社會權力（診斷，疾病證明，治療權利）；而病人角色使病人免于對疾病負責，意味著沒有專業(yè)幫助就無法好轉，而且允許他合法地從正常的活動和社會職責退縮，如有薪酬的工作、家庭責任和家務活；但是迫使他從專業(yè)人士那里尋求有能力的治療，把他置于需盡快好轉的社會職責之下，有責任和義務去使用醫(yī)生，并聽從他的建議。

  病人的角色由一些特性所定義，如需要幫助、無技術能力和情感依賴，與之對照的是醫(yī)生的角色特征：幫助的需要代表了病人與醫(yī)生的“普救性”相匹配，意味著他準備好為任何需要的人提供幫助，而無論其社會地位或其他特征如何。病人“技術上無能力”面對的是醫(yī)生的“功能上的特效性”，例如他有能力識別病人的疾病并治療它。病人的情感依賴與醫(yī)生的情感中立、公正待人及集體性有關，醫(yī)生的職責是在職業(yè)道德規(guī)范的指導下不要把病人的無助用于私人的目的。

功能上的特殊能力與必要的器械操作（技術） 在具體的互動中為醫(yī)生提供了規(guī)則的權力，如定義接觸的開始、過程和結束，采取主動和中斷的權力等。

專家、定義與控制或掌控權組成了主要的不平等的不對稱關系，甚至是在主要的口頭互動的行為中（如心理治療），但結構上不對稱的程度似乎沒有在技術的器械操作的行為中那么多。

結構不對稱為病人同時也為治療師的一整套有意識但更準確的說是潛意識的期望、幻想和害怕提供了條件。

心理治療職業(yè)實踐面對的問題是要隨時提供治療機會，很大程度上不依賴于同情或反感給病人治療，并且在治療實踐中使它不受任何可能的問題的影響。做到這很難，因為人們不會根據修復的模式并通過正確的運用技術把任何種類的服務或功能與治療理念聯系在一起，而是意識到特定的人際關系是組成部分，并恰好引起那部分容易失敗的行為（如“病態(tài)的”行為）－而不是把它們當作事實而排斥－但這部分行為也可能不會失敗。

職業(yè)化的力量就是要整合這些矛盾的時刻，并提供一種模式，以確保這種整合是制度上的。

心理治療行為的本質是在具有與非個人的以及特殊的角色關系相反特征的框架中產生個人的、非角色扮演的互動(Oevermann 1996)。

首先這種行為是職業(yè)性的，因為它意味著建立和處理這種關系的規(guī)則，也就是在個人的關系模式中不僅由病人來說，也由醫(yī)生向病人說，但通過不像日常交流中那樣直接互動來反映、尊重這些行為的“好像是”的特征，而是有策略的接近。

其次，它是職業(yè)化的技術標準。治療關系必須總是包含并實施私人和特定功能模式這樣兩個時刻，有可能認識到一種模式比另一種模式好，但不會中止二元結構。純粹的個人關系，很明顯可能是有益的，仍不是治療，而專家的咨詢也不是治療。前者，因為缺乏專業(yè)時刻而導致治療關系失��；在后者，因為絕對化，治療關系也是失敗的。治療過程可以被描述為一種過程，即在個人的－共情的和功能特定的以及科學的－技術的兩極動力性地擺動(受移情或反移情驅使 )，并會在兩個方向都導致偏離和扭曲。

    現在我們要面對日常生活的交流與精神分析情景中特定交流間的差異。 這種差異也可描述為不對稱，這種不對稱是有系統有方法的建立的：即讓病人遵循自由聯想的原則，也就是說盡可能自由地談論他的生活、情感及任何他/她腦海里想到的東西，而治療師的任務相反，不談他的生活或情感，只是運用自由懸浮注意進行傾聽

病人和治療師之間的這種社會互動的特征是系統的暫停和拒絕日常生活交流中運行的相互原則：例如治療師不必回答病人提出的問題，病人說完后治療師不必擔任說話者的角色，治療師保持沉默（而不是交談）等。如同Pollak所總結的：“對互動和語言的預期沒有被滿足，相互的對話被暫停(Flader and Grodzicki 1978)。必須學習這種去慣例化－不僅是在成為治療師的過程中，而且被分析者也要在分析中學習，需要雙方共同的持續(xù)努力以持續(xù)對抗習慣和防御的力量。

放棄與被分析者所屬特定文化所期望的基于規(guī)則的行為會導致出現激越，焦慮和退行。為了能夠在這種情形中產生信任，她/他需要在治療師的職業(yè)規(guī)范和倫理中找到可靠的保證” (Pollak 2006, p.3)。

必須強調病人和治療師雙方都創(chuàng)造了一個－與日常交流相比－允許病人發(fā)展其疾病的人工框架。

 

三、病人的退行

Körner (2000, pp.603)對這個概念給出了一個很好的概述，本章的內容也來源于他的觀點。

1.定義

“退行” — 最初的含義意味著“返回”或“退縮” — 是一個描述性的術語，表示個體離開或放棄了已經達到的心理結構或功能，思考、情緒或行動狀態(tài)退回到個人發(fā)展史中一個更早或進化程度低的心理狀態(tài)。如果一個病人在應激狀態(tài)下，只有通過回到更早更幼稚也就是更為簡單和原始的過程及體驗的模式才能夠處理他的內心沖突，我們可以把這種心理過程和心身疾病稱為“退行”。在動力性心理治療和精神分析的條件下，當病人根據他潛意識中對于治療關系的幻想發(fā)展出移情時會出現退行。但是從歷史的觀點看，退行概念的核心可能是，在它及其與固著概念的相互作用基礎上構想出了精神分析中可能最重要的原理：即現在受到過去在潛意識中活躍的影響。由此引出了時間觀點，有的分析師把這個概念比喻為一個旅程，意味著著時間和變化在精神分析治療中是必需的。

對于退行的概念沒有一個非常精確的精神分析的定義。弗洛伊德和第一代分析師在精神分析臨床理論和治療方法中給與了退行概念一個核心的角色。他們把心理和心身疾病的過程描述為一種退行，而且知道退行和承諾自由聯想的原則都加強了精神分析的影響。

在日常生活中退行用于解決問題和沖突，個體暫時從一個高度結構化和目標導向的狀態(tài)轉向一個更為整體的印象般的感知和思維狀態(tài)，或是使自己開放于內心前意識和潛意識的幻想，就像在創(chuàng)造性思考和藝術創(chuàng)作中一樣。如果退行被理解為一種返回或是求助于更早或是結構化更差的解決方式，而精神分析治療工作被視作向后運動，那么“前進”這個概念就代表了相反的一端，提示結構程度更高以及更為成熟的操作模式。

在“經典”精神分析概念中，退行活動導致回到一個固著點。一個沖突性的體驗引發(fā)了退行活動，而固著點則“吸引”著退行過程。早年生活中的病理性體驗越嚴重，這種吸引的效應就越強，也就是說此時此地即使是微小的事件也可能導致退行。與素質和體驗的互補相似，退行也是基于早年創(chuàng)傷和之后沖突體驗之間的動態(tài)關聯。

 

2.概念的歷史

Myqel (2005) 對弗洛伊德著作中退行概念的發(fā)展給出了一個很好的概述：“弗洛伊德在夢的解析(1900a)中引入了退行的概念，他關于心理結構也就是地形模型的描述中也需要這個概念，在這個模型中心理結構的各個組成部分是有空間定位的”。興奮按照固定的時間順序穿越整個系統，從感覺末梢到運動末梢。而在幻覺般的夢里，興奮則是按照一個后退的路線。由于關閉了運動系統，夢具有退行的特點，運行的軌道遵循相反的方向，朝向知覺和幻視的表象。這種退行是夢的過程的心理特性，但是并不是夢專有的特點。在夢的解析最后一章標題為退行的一個段落中，弗洛伊德寫道，在所有的可能性中，無論在哪里發(fā)生，退行都是抵抗思維按照正常途徑進入意識。還需要特別指出的是退行在神經癥性癥狀形成的理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其重要性并不亞于它在夢中的角色�！�(Myqel 2005, pp.547)

在最后一章中弗洛伊德已經區(qū)分了三種類型的退行：空間退行，也就是與心理結構有關的退行；時間退行，即回到心理形成的早期；形式退行，即表達和表象的原始模式替代了通常的模式。他還指出：“但是所有這三種退行本質上都是一個，而且是根據同一個規(guī)則產生的；即在時間上更早的，也是在形式上更原始的以及在心理結構中更靠近感知末梢的” (Myqel 2005, p.548)。這個本質是他在超心理學中應用這個概念的核心。

在“性學三論” (1905d)中，弗洛伊德含糊的提出了固著的概念，該概念和退行是分不開的。在“夢理論的超心理學補充” (1916-17f)中，他強調了“時間或發(fā)展的退行”（自我和力比多）和空間退行的區(qū)別，以及“這二種退行并不一定總是同時發(fā)生” (p.227)。然后在“精神分析引論” (1916-17a)的二十二章中，他區(qū)分了影響力比多的二種退行類型：一種是退回到具有亂倫性質的力比多最早的客體；另一種是退回到更早階段的整體的性區(qū)域。力比多退行僅僅是時間的退行，重新激活了以前通過固著而保留的力比多結構。在這一點上他認為退行是一個“純描述性”的概念，他補充道“我們不知道應該把退行定位在心理結構中的哪個位置” (pp.342)。在這樣說的時候，他和早先的立場不一樣，否認了退行的超心理學地位，直到1920年提出第二個本能理論時才恢復。退行變成了死本能的組成部分，可能會危及心理結構，但是變成了自我可以運用的一個機制。

                       

3.弗洛伊德之后退行概念的進一步發(fā)展

弗洛伊德之后，退行的早期概念又獲得了一些重要的特征。他提出的驅力退行和自我退行之間的區(qū)分在臨床理論和治療方法中變得日益重要。尤其是自我心理學提出的區(qū)分以及自我的相對自主性，提示了退行過程只有在特別的情況下影響自我功能；因此在這個概念中，自我變成了一個可以啟動退行過程并控制方向的實體。自我的相對自主性還基于這樣的事實，即它并不受固著點的吸引，而驅力退行則必須受固著點吸引。這些區(qū)分被發(fā)現有助于精神分析治療方法的進一步發(fā)展。即使驅力退行回到了一個性心理發(fā)展很早的階段，一個保持相對獨立于退行功能影響的自我可以被爭取作為治療聯盟的一方。與此同時，區(qū)分一個有現實能力的區(qū)域和一個被退行過程改變了的區(qū)域也成為了一個問題。而自我的概念不僅是退行的客體而且是退行的主體，這使得關于退行的當前概念認為，退行與其說是問題-解決自我的結果，還不如說是自我的工具。

通過觀察，不是所有的精神疾病都源于俄狄浦斯情結，而是必須回溯到更早的性心理結構的退行固著點，因此這些疾病需要更為獨特的解釋。移情中反映出的幼稚的客體關系幻想可能表達了一種作為“基礎缺陷”的缺乏(Balint 1968)。具有基礎缺陷或“結構性自我缺陷”的病人 (Fürstenau 1977)并非嚴格意義上的退行病人，而且也無法期待病人在治療過程中出現這樣的退行。

在Balint (1959)的書“恐懼和退行”中，介紹了良性和惡性退行的概念，區(qū)分了精神分析中可能出現的二種退行形式。良性的退行帶來有益的治療效應，而惡性的退行則是病理性的，可能導致對于病人和分析而言不可逾越的問題。Ricaud寫道“弗洛伊德視退行為一種防御機制，描述了它的空間、時間和形式，與此同時治療性的支持突然變成了對于病人和治療的威脅” (Ricauld 2005)

Balint (1968)顯示了退行在謹慎引導下可以幫助嚴重的病人找到一個新的開始。他還發(fā)展了“退行的治療方面”的概念，參考了Ferenczi關于治療過程中二人的互動。隨著對于退行互動方面的不斷了解，分析師的角色從一個退行過程的觀察者變?yōu)閷τ谥委熽P系產生退行幻想的接受者。因此，隨著對于退行概念在人際交流方面的不斷了解，病人或是日常生活中的個體不再被視作僅僅從屬于退行過程，而是能夠有效的運用退行來處理內在沖突。

Kris (1934)把“為自我服務”的退行描述為一個先于并能夠促使進展的創(chuàng)造性運動。因此退行具有了雙重特性—就像移情，可以被理解為一個退行過程—可以促進治療進展，也可以作為治療過程中的障礙和阻抗。

一方面病人可能會退行，用一種可能是迫切的方式表達潛意識的移情。而另一方面，這樣使得理解和修通變得更為復雜。退行還可以為防御服務，尤其是當病人采用一種退行的模式來回避對破壞性的幻想進行必要的內省。但是病人可能也會通過以下幾方面來抵抗治療過程：回避“為自我服務的退行”來顯示出“抗退行傾向” (Sandler and Sandler 1993)、控制自己的思想、表現的非常理性以及尤其是阻止自己感知到潛意識中對于治療關系的幻想。下面的病例包含了這二方面：

一個年輕的男性長期以來回避談論他和分析師的關系，通過用一種非常理性的匯報式的方式談論他日常生活中關于工作、妻子等經驗，或只是保持沉默。分析師的反移情是感到越來越厭煩和疲憊。而令分析師驚訝的是，有一天病人在分析的過程中睡著了。分析師首先想到的是病人可能是利用退行（睡著）來避免談論他想到的事，然后他又想到這是一個意外的收獲，病人通過能夠睡著來顯示他退行的需要。病人有點慚愧的認為在分析椅上睡著就像“躺在亞伯拉罕的懷里”，而且他從未想過會這樣。然后他不情愿的告訴治療師在睡著的時候，他夢見治療室里著火了，他必須馬上從窗口跳出去，跳到一個由消防隊員提供的網狀的彈性管道，有助于他逃生。然后他就忙于討論消防隊員的這個奇怪的新救援系統，以及當睡著時突然著火是多么恐, 怖�？紤]到病人不愿意討論那個“熱”夢，而且從火中了逃出去，分析師首先說房間對于病人來說太熱了，并問病人：“那么我對于你來說呢？”病人才慢慢意識到通過把治療師晾在一邊，他表露了治療關系對他而言“太熱了”，因此點燃了可能會燒到治療師的火，他懷疑治療師通過創(chuàng)造一個太溫柔和溫暖的氣氛來破壞他的穩(wěn)定。現在他能夠談論對于自己對治療師溫暖情感的恐懼。因此我們可以說最后他運用了退行（睡著了并做夢）來“為他的自我服務”，從而識別了上面提到的恐懼、愿望和情感。

關于上面這個例子以及Balint的著作，我們必須要注意到退行依賴于客體，更準確的說是依賴于客體所關心的退行方式，依賴于客體所接受的方式以及客體對退行如何反應。為了避免出現退行的惡性形式，Balint推薦發(fā)展適合的治療性技術：“分離”（不是全能或不必要的侵入）的治療師應該創(chuàng)造一個病人所需要的安全、寬松的氣氛，以及退行所需要的時間和他稱為一個“新的開始”。如果退行不為自我服務，那么惡性退行的危險就會很明顯。從關系的角度來看，我們可以說分析過程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病人和分析師共同調節(jié)退行的狀態(tài)。Bushra (1998)強調治療師的角色之一不僅是促進退行，而且是“促進病人進入一種對于當時的任務來說最適合的狀態(tài)，而且常常是改善病人內心和人際間調節(jié)并在不同意識狀態(tài)間運動的能力”。 (Sandler and Sandler 1993, p.389)

退行概念的進一步發(fā)展產生了關于退行的一個相互作用和工具的觀點，即更關注精神分析情境的影響，特別是治療師和他的反移情對退行的影響。尤其是治療師-病人關系的不對稱性、自由聯想的義務、結構化最小以及節(jié)制都促使退行的發(fā)生。精神分析師的作用在于以一種有影響的方式，能夠識別并且接受病人對于治療關系的邀請（有時可能是一種投射性認同）。當病人發(fā)生退行時，他能夠使病人不僅將退行用于防御以及在治療中用于阻抗的目的，而且還為治療進展服務。最重要的是分析師也能夠退行來為自我服務。但是如果他害怕退行，病人就只會把退行用于防御。

客體關系理論背景的學者進一步加深了對于退行的理解，把它看做一個人際間的過程，澄清了退行發(fā)生于治療師和病人之間。病人并不是“自己一個人”退行，而是和治療師一起進入了一個治療性情境，其特征是對于治療關系的幼稚的幻想。在他們的發(fā)展理論中，這些學者描述了嬰兒在俄狄浦斯三角化之前必須忍受嚴重的內心沖突，而這必須在共情的客體幫助下才能完成，而這會顯著影響甚至阻止個體化的過程。因此與“經典”的驅力和結構理論相反，治療方法在退行階段的目標主要并不是發(fā)現并處理俄狄浦斯沖突的防御，而是推薦通過退行重現并且修通更早期的沖突。

就這個觀點而言，只有當分析師準備好接收病人通常是麻煩而且令人困惑的移情時并且修通移情，經過如此深退行階段的分析性治療才有可能成功。尤其是投射性認同推動分析師承擔破壞性很大的幻想，消化后再提供給患者以幫助他們整合。

 

4.其他精神分析理論關于退行的概念

退行的概念及其在精神分析治療情境下的運用多年來一直一個有爭議的話題，爭論的雙方一邊是驅力和結構理論的精神分析師，另一邊則是自體和客體關系理論的精神分析師。經典的觀點把退行主要看做是對于俄狄浦斯沖突的防御，根據這個觀點病人試圖通過重現和重新投注前俄狄浦斯階段的性心理發(fā)展來回避俄狄浦斯三角化。在心理治療的過程中，病人通過重復這個退行的過程來抵抗。但是通過修通這個阻抗，領悟和變化變?yōu)榭赡堋?/span>

自體心理學的精神分析師提到大量前俄狄浦斯期受損的病人表現出退行，因為早年的創(chuàng)傷體驗導致他們無法完成自體的發(fā)展。這些病人需要修改設置和治療方法的。一個太節(jié)制的精神分析師是在用他的解釋與一個健康的自我對話，目標是獲得領悟，但這樣可能會使這些病人冒超負荷的風險— 而且還有可能使這樣的病人重新體驗他們在兒童時期經歷的創(chuàng)傷體驗。

由于引入了發(fā)展心理學的研究結果，這個爭論在近來變得不那么激烈了。一方面驅力和結構理論家承認具有人格障礙的病人需要調整治療技術。因為只有邊緣人格對于突然開始的深的退行比較脆弱，這對分析工作是一個質疑。而另一方面自體心理學家堅持認為一個敏銳的共情的客體體驗是“新的開始”的前提條件(Balint)，但是他們也一致認為，一個很深的回到基本缺陷的退行本身并不能促進治療進展和變化。

盡管治療性退行概念的用途受到了挑戰(zhàn)(Spurling 2008)，大部分精神分析方法都一致同意一個退行本身只能激活一個體驗的原始水平，或是重現關系或發(fā)展的一個幼稚階段，這是沒有用的。只有在精神分析情境下，病人和治療師二個人創(chuàng)造的對治療的沖突性渴望才能在一個退行色彩的治療關系中促使治療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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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自心理學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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